1934年春夜，鲁迅写下关于臀肉与斩颈的讽刺，清代袁枚用“烂桃子色（青紫色的伤痕)”描述刑罚后的臀部。
01 臀上的历史
“臀困于株木，入于幽谷，三岁不觌。”《易经》用含蓄的笔法记载了最早的杖责。儒家经典将体罚升华为教育手段，《尚书》中的“扑作教刑”被历代夫子奉为圭臬。《礼记》更是要求子女察言观色，见父母不悦便当“自备几杖”请罚。
影视作品中的体罚场景往往引发复杂的情感共鸣。王小波曾记录《霸王别姬》放映时，观众面对板子抽打光屁股的情节“眼睛湿润”。陈凯歌为这个镜头反复重拍，直到演员臀部红肿——艺术创作对疼痛的执着，某种程度上延续着古老的集体潜意识。
02 公堂的技艺
秦汉时期，笞刑尚在墨、劓、宫、刖等肉刑之后。直到汉文帝废除肉刑，笞杖才跃升为主流刑罚。班固在《汉书》中尖锐评价这次改革：“外有轻刑之名，内实杀人。”替代肉刑的笞杖动辄上百，受刑者非死即残。
历朝历代对刑具的精细化追求令人惊叹。汉代竹杖“长五尺，大头径一寸”；晋代改用荆木；南梁将杖分为大杖、法杖、小杖；宋代限定杖重不得超过十五两；清代规定笞杖小头阔一寸，大板小头阔一寸五分。这种匠人精神本可造就精美工艺品，却用在制造痛苦上。
李伯元在《活地狱》中描绘了板子的威力：“打上十几板子，大腿上的肉都会一片片飞起来……打至十几下，肉已飞尽，便露出骨头。”而脱裤受刑不仅为了加剧疼痛，更是精心设计的羞辱仪式。李渔笔下众人争睹美男子“尤瑞郎的美豚”，俞樾记载数千人围观女性裸体受杖——公堂成了剧场，痛苦成了消遣。
03 西洋镜中的屁股
1793年，马戛尔尼使团目睹了古代特色的杖刑。随员斯当东写道：“在欧洲人看来是非常耻辱的事，在古代却可随意施行。”16世纪的葡萄牙人柏来拉详细记录了竹板制造的创伤：“10下就打出了大量的血，20或30下打得皮开肉绽。”
伏尔泰在赞美古代法律“以宽大为怀”后，不得不补充说明官员们依然热衷打板子。赫尔德则透过板子看到帝国的本质：“尊严成了孩子的义务，气概变成了躲避笞刑的才干。”美国公使夫人萨拉·康格惊讶地发现，古人挨打后还要感谢施刑者“父母官”的教诲。
西方社会自身也存在悠久的体罚传统。19世纪英国校园鞭笞盛行，法郎士宣称打屁股是“让美德从臀部进入身体”的最佳方式。萨德侯爵的作品、墨尔本首相的癖好，都证明臀部在西方同样承载着痛苦与欲望的复杂投射。
04 革不掉的惯性
1901年，清廷推行新政废除笞刑，但1903年革命党人沈荩仍被杖毙。1909年《大清新刑律》正式废除体罚，但柏杨笔下仍有遗民主动请杖以示“知王法威严”。袁世凯时期，梁启超曾上书恢复笞刑，认为道德感化不如肉体疼痛有效。
林语堂在《论踢屁股》中揭示了体罚的权力本质：社会通过清晰的“踢屁股链”维持秩序，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面被踢，一面踢人家”。一旦这个顺序颠倒，革命便会爆发。
鲁迅在1930年代指出偏僻地区仍在使用小板子。莫言、恳铃等作家的作品记录了某些棍棒依然落在“牛鬼蛇神”的臀部。暴力习惯的革除远比制度变革漫长。
林语堂预言需要一百年才能革除“踢屁股哲学”。如今期限将至，但通过肉体建立的记忆依然深刻。当我们在屏幕上消费古装剧的板子戏时，当体罚教育的争论周期性地泛起时，那种熟悉的疼痛仿佛仍在社会的肌肤下隐隐作痛。
真正的变化或许不在于禁止某种刑具，而在于重新理解：疼痛从来不是教化的必需途径，尊严才是文明真正的基石。